1880年,英国图书目录学家威廉·布拉德斯出版了《书籍的敌人》一书。他描述书籍的敌人包括火、水、热气、灰尘和无知的统治者。这些“敌人”是世界各地读书人的噩梦,不能否认这些“敌人”在今天的威胁和过去一样强大。

书籍的敌人

在中国历史上,每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书籍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,满清文字狱中的毁书无数,还有殷鉴不远的浩劫,书籍都显得脆弱无助,难逃灰飞烟灭。

国外同样如此,纳粹崛起后,焚书成为一个“关键环节”,德意志历史上的璀璨文化被扫荡一空,在世的良心学者与作家一一被封杀,狂热者则在火光中表示对纳粹的效忠……

图书馆

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,每逢书籍受难,它也首当其冲。

所幸的是,即使再黑暗的时代也有爱书之人。面对时代的动荡,每座图书馆背后都有一群书籍守护者,他们的故事无比动人,却少有人知。

香港作家叶锦鸿作为爱书之人、独立书店创办者,热衷在世界各地探访书店与图书馆。在他看来:

“如果说图书是人类文明的记录,那么图书馆就是这些记录的归宿。”

17世纪的瑞典大学图书馆、伦敦图书馆的两场火灾纪事、鲁汶大学图书馆的两次劫难、东方图书馆的炸毁、西班牙内战中的图书遭遇、“二战”中的德国图书馆、“二战”中的巴黎图书馆、冯平山图书馆、佛罗伦萨图书馆。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,都在战争与火灾中遭遇磨难,守书人则展开文物保卫战,让一本本图书和文献免于战火摧残。

东方图书馆令人唏嘘。创设于1924的它,是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为基础演变而成的公共图书馆。其规模之大、藏书之丰、珍本之多,使其曾享有“东亚闻名文化宝库”“亚洲第一图书馆”的美誉。

焚书坑儒

1932年1月29日上午,日军轰炸机突袭上海,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,将其印刷厂、编译所、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炸毁。《申报》写道:

“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,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,尽付劫毁,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,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。”

当时的商务印书总馆有80余亩厂区、4座印刷厂,厂房之间有宽阔的水泥路相通。东方图书馆在当时是上海华界的最高建筑,是那个时代上海标志性的文化建筑。1926年5月2日,东方图书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。

(东方图书馆)开馆当天统计馆藏总数为古籍79713册,包括古籍4万册;地方志2641种(共2.5万册);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整套‘本版图书’;15世纪前的西洋古籍;多套完整的中外期刊,如《时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新民丛报》,以及荷兰的《通报》、《中国丛报》等。

圆明园遗址

可惜的是,这一切都毁于一旦。日军的轰炸,摧毁:中文书籍二十六万八千册,宋版一百二十九部,元版一百七十九部,明版一千四百四十九部,清版一百三十八部,抄本一千四百六十册……东西文书八万册,有十五世纪前所印之西洋古籍五千余种……”“被焚的书籍中,外文书籍占有很大比重,也很珍贵。如公元15世纪前所印西洋古籍珍品多卷,荷兰出版的《通报》、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《学报》、德国出版的《大亚洲》等杂志;福州和上海出版的《教务杂志》及1832-1851年间香港出版的久已绝版的《中国丛报》、英国出版的《哲学评论》等杂志全份;东方图书馆所藏德国出版一百多年的全套《李比希化学杂志》为远东唯一孤本,最为珍贵。

据说,东方图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在轰炸后站在废墟前泪流满面,后悔不该将如此多的典籍孤本存放在一个地方。人们普遍认为,东方图书馆被毁,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大劫。据史料记载,纸灰在上海的上空飘落数日不散。

战争

每逢战争,侵略者总是会将书作为摧毁对象。每逢社会动荡,专制统治者也会对书籍进行各种查封、处理乃至销毁。这一切都并非无缘无故,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书籍的价值,但他们恐惧的恰恰是知识的存在与传播。因为邪恶若想统治大地,就必须让人们失去反抗精神,而要让一个人失去反抗精神,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之愚昧无知。因此,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,图书馆作为书籍的载体,被摧毁就成了必然。

Q.E.D.